吴钩：宋朝如何使用金融工具实现财政转移支付？

生活在宋朝京城的大商人，如果要到陕西购买一笔商货，本钱大约是1000两银子。没有银行，没有信用卡，更没有电子支付，这1000两笨重的白银如何从京城运到陕西？宋朝政府如何将地方政府征收的税钱调集到中央政府，或者给急需用钱的地方拨款？

日前，作家、历史研究者吴钩在《北大金融评论》发表随笔文章，介绍了宋朝的金融汇兑，他表示，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一个朝代会像宋政府那样，娴熟地运用金融工具来解决财政转移的问题。

假设我们是生活在明朝京城的大商人，要到陕西购买一笔商货，本钱大约是1000两银子。以前没有银行，没有信用卡，更没有电子支付，这1000两笨重的白银如何从京城运到陕西？只能用很笨的办法 ：将银子装上马车，物理搬运。为了提防途中遇到劫盗，我们还得雇请保镖护送。

你可能会说 ：我们可以找镖局运送啊。不好意思，明朝时镖局还未诞生。你可能也会说 ：不能将1000两白银换成银票吗？不好意思，不能，因为明朝时尚没有可以“汇通天下”的票号，虽然明末有一些商号会出具一种叫做“会票”的票据，但可汇兑的范围实在有限。

再假设我们是生活在宋代京城的大商人，也要到陕西采购一笔约值1000贯钱的商货。宋人使用的主要货币是铜钱，比白银更笨重，1000贯钱重约4000斤，若雇人搬运，可能会累死几匹马。不过，宋朝商人不需要这么辛辛苦苦搬运，因为宋朝政府设有货币汇兑机构，我们只要在京师的官营汇兑机构存入1000贯钱，便可领到一纸汇票，到达陕西后，再用这张汇票向当地政府兑换现钱。

我要讲的，就是宋朝的金融汇兑。

所谓汇兑，我们将其定义为“在甲地存入现金，换成票据，然后凭票在乙地取款”，借用这一金融工具，人们可以免却搬运货币之苦，有利于长途贸易、大宗交易的发展。

在宋朝，负责金融汇兑的机构，叫做“便钱务”，之后“便钱务”并入“榷货务”。商人在京师榷货务存入现钱，榷货务会收取 2%的手续费，然后“给以券”，商人凭券可到指定的州县兑换成现钱，省掉物理搬运的麻烦。

在京师入钱、地方取款，只是宋代便钱汇兑的形式之一，宋政府也向商人提供在地方州郡入钱、至京师或其他州郡提款的汇兑服务。比如天禧五年（1021 年），福建建州开发通德铜场，政府需要一大笔钱向矿场购买冶炼出来的铜，福建转运使提议在建州“置便钱务，听民纳钱，于浙江请领”，商人在建州便钱务纳钱，可以到浙江取款。

宋政府之所以热衷于发展官营便钱业务，除了因为民间存在着发展长途贸易与异地汇兑的市场需求，更是出于政府财政转移的需要，比如，将地方政府征收的税钱调集到中央政府，或者给急需用钱的地方拨款。

从商人的角度来看，他在京师榷货务，然后到地方取款，相当是将一笔钱从京师汇入了地方。而从政府的角度来看，商人纳钱于京师而提现于地方，意味着地方财政的现金转移到了中央政府。这两个过程是同步发生的。进而言之，官营便钱汇兑的发展，不但方便了商人的长途贸易与异地结算，同时政府也得以低成本地将地方征收的税钱转移到京师，用宋人沈括的话来说，“四方上太府钱，募民入资太府，持券以受钱于外州，以省转送之费。”太府，即太府寺，北宋中央政府的财务出纳机构，榷货务即隶属于太府寺。

仁宗朝以后，宋政府的财政转移，基本上都是以便钱汇兑为首选，汇兑不尽的钱，才采用纲运。举个例子 ：假设甲地有若干万贯的税钱需解往京师，通常的做法是，榷货务贴出公示，召商人在京师入钱，然后往甲地取款。假设乙地急需用钱，要求中央政府拨一笔巨款，通常的做法也是召商人往乙地纳钱，然后赴京师提款。

为了引导资金的流向，完成定向的财政转移，宋政府会巧妙运用市场调节机制，比如流入京师的资产比较多，商人在京师入便时便需要缴纳手续费 ；而沿边州郡军需庞大，流入的货币不足，商人在沿边入便，则不但不收手续费，还给予贴补，从而鼓励更多的资金流向沿边州郡。

宋朝中央政府给地方的紧急拨款，也会使用便钱汇总，因为便钱汇总要比物理搬运便捷得多，比如元丰六年（1038年），西北沿边急需用钱，朝廷拨了一百万缗现钱，派人运往沿边，但我们完全可以想象，搬运一百万缗钱肯定会耗费时日，所以熙河路长官又给朝廷上了一个报告，说搬运现钱太慢了，要求朝廷改拨见钱公据给熙河路，然后召商在西北沿边入纳现钱，换取公据，商人再持公据到榷货务兑现，政府补贴10% 的利息。朝廷同意了这一申请。见钱公据就是宋政府为实现财政资金的异地转移而创设的票据，类似于现在的汇票。

中国历史上，几乎没有一个朝代会像宋政府这样，娴熟地运用金融工具来解决财政转移的问题。

明王朝在晚明之后，白银成为事实上的本币，不但民间的大宗交易与长途贸易都使用白银，政府赋税也折银征收。然而，白银尽管是贵金属货币，但物理搬运还是比较麻烦，明末之时，民间有一些商号已私自发行会票，用于白银的长途汇兑。生活在明末的陆世仪说 ：“今人多有移重资至京师者，以道路不便，委钱富商之家，取票至京师取值，谓之会票。此即飞钱遗意。” 同时代的陈子龙也说 ：“今民间子钱家多用券，商贾轻赍往来则用会（票），此即前人用钞之初意也。” 不过，明末会票的签发者并不是专业的金融机构，而是个别商号 ；能够利用商号的业务网络汇款的，也是少数人，如商号东家的同乡、朋友、亲戚。

鉴于民间会票的经验与公共性金融汇兑的缺失，陆世仪建议明政府设立官营的汇兑机构 ：“宜于各处布政司或大府去处设立银券司，朝廷发官本，造号券，令客商往来者纳银取券，合券取银，出入之间，量取路费微息，则客商无道路之虞，朝廷有岁收之息，似亦甚便。” 陈子龙也认为，“岂有可以私行，反不可以公行者？”

然而，明政府显然无意于开发金融工具，陆世仪设想的“银券司”始终都未能成立。各地税银解往京师，还是采取古老的纲运，他们倒是发展出一种叫做“银鞘”的押运技术 ：“以整木一段，锯开凿孔，放入元宝，合而为一，外以铁筢束之，曰‘银鞘’，十锭计五百两为一鞘。” 与宋政府采用的便钱汇兑相比，可谓有着古代与近代之别。

清代在民间票号诞生之后，银票兴起，成为“汇通天下”的金融工具，晚清政府的财政转移也用上了银票，但一些政府官员却反对这么做 ：“臣见近来各省解部之款，每以道路多警为辞，率用银号会票，乃从前未有之事。此端一开，流弊有不可胜言者。……解部之款，动逾巨万，会票一到，银价立昂。去冬岁暮已迫，会票积多，银价大长，已属明证，如同时并到，市银不敷应用。”他们还建议朝廷，“饬下各省督抚、各关监督，嗣后解部之款，仍照例镕成纹银批解，毋得借口路警，率行会兑”。对“擅用会票”者，“查明从严参办”。

此时已是同治三年（1864 年），西方近代银行业方兴未艾，并开始进入中国，本土票号的出现，也基本解决了白银的长途汇兑问题，清政府官员却居然还希望以古老的纲运取代近代化的金融汇兑。

明清政府对于金融管理的落后性，由此可见一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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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：《北大金融评论》总第2期（2020年第1期）原标题：宋朝的金融汇兑本文编辑：刘仁博